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利玛窦与徐光启画像1601年利玛窦为了能在北京立足，携带贡物，上疏明神宗万历皇帝，争取传教合法化。利玛窦自称“大西洋陪臣”，用词谦卑而含蓄，虽贡物中有宗教经像，但未言明传教目的。而1895年，面临晚清社会不断发生的反教活动，在北京的李提摩太集合20位新教各宗派传教士采取上疏的形式，将陈述有关“教案”问题的意见直达清廷。虽然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李提摩太等人的奏疏却也隐含着“陪臣”情结，请求中国朝廷“怀柔远人”。该奏疏另附《耶稣圣教入华说》，则提及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历史，“及至明末清初，恩待教会，优接利玛窦与其从者，固人所共知者也”，作为证明其合法性的历史依据。
在明末士林流传广泛的利玛窦所撰《交友论》书影新教传教士们对“利玛窦规矩”的继承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无疑熟悉利玛窦的事迹，也注重从利氏的在华行迹中提炼经验，从而运用来解决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上文提及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1882年来华，则特别强调传教士应与地方官交好，主张在上层社会中活动（Mission to Higher Classes in China），与“王公大臣”往来，以“讲求新学”为主旨。1897年李佳白在北京成立“尚贤堂”（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联合在华外交官和商人以及传教士，章程第一条谓“凡本堂所用之人，所立之法，所办之事，专求有益中国，有利华民”，交往对象则集中于上层人士。
有关李佳白的研究著作李佳白于1901年转移至上海活动，尚贤堂也于1903年正式落成。李佳白依靠这一机构，创建学堂，招收学生，并开设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演讲。1906年四五月间，李佳白的演讲题目包括孔子、马可波罗、朱熹、康熙等历史名人的生平事迹。
李佳白在尚贤堂迎接吕海寰（上海图书馆历史图片搜集与整理系统）第四次演讲则以利玛窦为题目，也是唯一一次以传教士为对象的演讲。李佳白开场白说道，如果以来华新教传教士先锋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为题，大概会有更多听众。尽管他自己是一位新教徒，但是，也愿意展示思想上的宽阔，来赞扬一位罗马天主教徒。李佳白在简述利玛窦生平的同时，还向听众展示了一本载有利玛窦、汤若望、徐光启画像的拉丁文书。李佳白特别强调利玛窦的策略，认为他“将欧洲知识带至中国，在不中断中国经典研究的同时带来新的学术。他既是一位欧洲学者，也是一位中国学者”。
李佳白认为，利玛窦在“学术路线”下的译著西学，是他带给中国的第一个好处。而第二个好处，则是利玛窦贯彻的和平传教方式。“他不树敌，而是选择调和。他亲切，平易近人，慷慨，胸襟开阔。他擅于社交，热情好客，待人友好，而且体谅他人。他来到一个新的国度，让自己适应周遭环境。”李佳白用了一连串的形容词和排比句，赞扬利玛窦和他的策略。随后，又比较了明末利玛窦和晚清传教士的处境，认为“利玛窦和他的同事们，不依靠政治强力，而是真理和理性。今天的传教士由外国政府保护，呼吁更多条约和章程。彼时没有公使、领事，没有炮舰。很少有人（至今仍是）知道利玛窦的国籍。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欧洲人和基督徒，仅此而已”。他认为，在这一点上，利玛窦采取了“友善地请愿和论证”的策略，不是依靠强力，而是依靠原则。“考虑到他的成功，这一策略或可称为明智”。
此外，李佳白还钦佩利玛窦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汉语宗教著作，认为其质量超过大多晚清基督宗教文献。对此，李佳白提及“丁韪良可被称为‘现代传教事业中的新教利玛窦’”（the Protestant Ricci of Modern Missions）。李佳白在演讲结束时，感慨当天没有天主教方面的人士来向利玛窦的工作和品德致敬。不过，李佳白认为，不同信仰的人都可从利玛窦的经验中学到最有用的教训。听众散场前，主持人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感谢李佳白的精彩演说。李佳白则回应道，“利玛窦、立德先生以及我，都属于同一个Li氏家族”。李佳白在这里做了一个修辞上的夸张比喻。他的这场演讲，也在《北华捷报》（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上收到中西读者的诸多回应。《申报》对此也有详细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