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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所创的《教会新报》与西学(2)

2019-03-08 13:35来源:互联网关注:作者:

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所创的《教会新报》与西学


《中国教会新报》于1868年9月5日(同治七年七月十九日)在沪创刊,每周一期,除歇夏、歇年外,全年共出版50期,由美华书馆印刷,林华书院出版发行。1872年8月31日第201期起改名为《教会新报》,到1874年9月5日改名为《万国公报》。《教会新报》前后六年时间共出版了300期。人们在提到林乐知的《万国公报》时,一般将《中国教会新报》和《教会新报》统称在内,本文将《中国教会新报》和《教会新报》合并简称为《教会新报》,在此单独表述。受美国基督教南部监理会差派到中国的传教士林乐知于1860年7月抵沪,在华经历前后达40余年,1907年5月30日病逝于上海。他毕生从事传教、文化教育和出版工作,其中最受人称道的事业是持续30余年主编《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这份刊物与众不同之处是其创刊并不属于某个教会机构,而是林乐知个人自筹资金独自办刊(之后成为广学会会刊)。为其承印的上海美华书馆是长老会的印刷出版机构,“其代印与传播的物件包含其它教会及其传教士在内。一八六三年底,姜别利在印发给所有在华各宗派传教士的一份通知函中说:‘本书馆不只为单一传教士团体印刷而已,而是要尽可能地成为全体基督教传教士所用。’”(苏精:《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中华书局,2018年5月,第503页)其发行机构“林华书院并非学校,而是林乐知在生活稍定后自建的住宅。”(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266页)
林乐知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对《教会新报》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精心的策划。他对办刊缘由和宗旨作了如下说明:“新闻一事,外国通行有年。如士、农、工、商四等之人,皆有新报。即博学之辈,亦于新报讲究无穷学问。教会亦有新报……而在中国之传教,外国牧师先生,久有十八省之外国字新闻纸,月月流通,年年不断,多得备益。何独中国牧师讲书先生,未得举行此事,兹特欲创其事,俾中国十八省教会中人,同气连枝,共相亲爱,每礼拜发给新闻一次,使共见共知,虽隔万里之远,如在咫尺之间,亦可传到外国有中国人之处。”
刊物的内容规划是:“新闻中所上之事,除教会中事外,亦可论及各学,如论教会之事,教中之,教外人,如有知其圣书,不知其深意,亦可写信在新报中问及;或有教中人皆可以亦于新报答之……倘新报有余地,亦可录出外国教会中事,仍可讲论各种学问,即生意买卖,诸色正经事情,皆可上得。”
刊物的作用有“外教人亦可看此新报,见其真据,必肯相信进教,如大众同发热心,行此新报,不独教会易于兴旺,而益处言之不尽也。”
刊物的版面设计也作了交代:“其新闻纸所刻,照官板书式大小,每次计四张,印八面,约大小字六七千字,做成一书,在内刻一圣经,中画图,俾愚者易于见识。”
同时列出投稿须知:“请各教友有上新闻之事,写信约在一千字上下,于本月内送至我处,越早越好,如敷出一新闻,亦可早为起始,并望中国各口各省各处教会中人,如有信息,示望头一次由外国牧师加外国信封,寄到上海花旗国林先生处。如相识者,亦可自寄,以便按其次序刊印。”
刊物的定价和发行方式是:“每年约五十本,价只取一元,但此价不过敷其刻印摆字纸张之本,并寄各处脚力,非系欲创新报者靠此营生……如有各处教友,凑齐十人,欲买一年之新报,可先寄洋十元,并开十一人名前来,因十张新报,可送一张以酬凑聚之劳。”
由此可见,林乐知在创办《教会新报》前已经深思熟虑,有了系统规划。他在刊名中冠以“中国教会”四字,在某种程度上蕴涵了他对此刊物的抱负和未来的期望。作为传教士的林乐知,主编此刊时满怀着神圣的使命,主要目标是传播福音和沟通教友信息,为教会和信众编一份通讯性的刊物。因此,在内容编排的设计方面,林乐知着重刊载宣扬教义、译述圣经、教会事务与动态、解答宗教问题和中外史地、科学知识类的文章,并登载广告。据学者对首年《教会新报》50期内容的分析研究,以文章篇数为单位,分为教务、科学、时论、消息、杂录五项分类统计后,五项文章共465(篇),其中教务243,消息77,杂录58,时论46,科学41。(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76页)从中可知教务内容占据首位。美国学者贝奈特对六年的《教会新报》内容进行了统计分析,他将刊物内容分为宗教方面、世俗消息、科学技术和批评建议四项,以行数为单位分析统计的结果是:第一年,各项所占行数比例为48%、26%、22%、4%;第二年,36%、36%、9%、19%;第三年,宗教方面为18%,世俗消息为68%;第四至第六年,宗教方面为16%—20%,世俗消息分别为64%、48%、50%,科学技术为13%—30%,批评建议为4%—15%。这个统计显示出《教会新报》的宗教内容在逐年减少,世俗和科学内容在逐渐增多,刊物的性质有了显著的变化。(Adrian A. Bennett, Missionary Journalist in China, Young J. Allen and his Magazines, 1860—1883,《教会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及其杂志》(1860-1883),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12页。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5—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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