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中文报刊源于外国传教士的在华开创与经营。从19世纪初开始，在华外国传教士在历经明末以来的传教实践后，深刻地认识到了出版物是传播福音的重要媒介，在以往翻译出版图书的基础上，采取了更为灵活、及时的媒介形式印刷、出版和发行具有新闻性的报刊，开创了文字布道的新局面。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直言：“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李提摩太：《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转引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第十九页）于是，我国开埠之后，西方传教士充分利用了时局变动所获得的传教特权，先后创办了多种报刊，成为传教士和宗教团体或机构宣传的重要喉舌。尤其在上海，来自不同国家，代表不同差会、团体的传教士中文报刊从晚清至民国纷纷涌现，是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出版物的主要中心。在上海出版的众多传教士中文报刊中，以《万国公报》影响最大，其前身是1868年创刊的《中国教会新报》和改名的《教会新报》。
一150年前的1868年，上海出现了两个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文化事物，一是江南制造局成立了附属机构翻译馆，二是创刊了以林华书院名义出版的《中国教会新报》。前者是中国政府创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晚清官方译书机构；后者是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在华出版时间最长，传播西学内容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传教士中文刊物。同年诞生在上海的这两个机构与刊物，以各自的职责，不同的目的，以所出版的图书和报刊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向中国人介绍西学。对于《中国教会新报》而言，这份以传教为初心的刊物，在早期的6年办刊实践中，主编林乐知以一人之力，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为300期后声誉日隆，影响渐大的《万国公报》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探索了成功的办刊策略。所以，在人们重点关注《万国公报》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重视其前身的《中国教会新报》与《教会新报》。作为中国早期传教士中文报刊的代表性刊物，其编辑、出版的历史，文本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和传播的影响力，是我们深入研究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
中国近代报刊出版的前提之一是印制条件的成熟与读者环境的形成。当14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后，随即成为出版宗教读物的工具，基督教新教充分利用了这一传教工具，促进了新教在欧洲的发展壮大。西方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1807年到达中国后，他“为准备将来的福音传播，非常注意中文印刷出版的方式”。在华27年间，马礼逊积极尝试中西不同的印刷技术，率先开展西式铅铸活字印刷，确立了“印刷出版是最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传教工具”理念，建立了“基督教在华传教的一种重要模式”。（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第14、32页）之后的来华传教士延续和发展了这一传教模式，出现了随着印刷技术的传播而出版物不断延伸地理位置的局面。从早期的南洋、澳门、广州而扩大到宁波、香港、福州、上海。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的活动范围从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而不断扩大，一批早期的报刊出版时间和地点正呈现了这一变化的轨迹。此时，“传教士们在中国领土内进行印刷活动的条件得到了改善”（〔美〕芮哲非著，张志强等译：《古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商务印书馆，2014年6月，第47—48页），传教士纷纷进驻上海设立印刷出版机构。如1843年伦敦传教会在沪设立墨海书馆，1854年监理会开办了华美书房（华美书馆的前身），1860年长老会美华书馆从宁波迁至上海，1864年天主教耶稣会也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了土山湾印书馆。在19世纪中期，不仅是这些重要的传教士印刷出版机构为上海带来了先进的印刷技术与高效的出版能力，而且“1860年12月，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大量的出版商从苏州及其附近区域迁往上海”，奠定了上海成为中国近代新闻出版中心的地位。（同上书，第58页）在此期间诞生了一批上海早期的重要报刊，如第一份中文刊物《六合丛谈》（1857年），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1861年），以及发行时间最长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前身是1850年创刊的《北华捷报》）等。为林乐知创办《中国教会新报》营造了有利的技术条件与出版氛围。
同时，林乐知在1868年5月接任《上海新报》主编的经历，既为他的编辑实践获得了真实的体验，也激发了他的出版热情，五个月后创办了自己的刊物。此外，上海开埠后，西方侨民日增，西学人才和西式教育机构所培养的新型文化人士不断在沪集聚，加之信教人数的增加，为林乐知的刊物发行创造了受众环境。据《中国教会新报》首期上的上海长老会公告，上海自1860年后，信教者“渐渐加增”，“现属会中男女老幼有八十四人，本会在上海建礼拜堂三所”。另有一批“在馆训蒙者”和“将进教者”。上海周边地区也信众日增。如此“圣教广行”的局面给林乐知增强了办刊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