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传教士曾将景德镇瓷器秘诀传回国 仿造山寨瓷器

彩绘开光帆船人物图壶杯一组。

1774年丹麦东印度公司订制的彩绘纹章瓷盘。

荷兰某家族纹章瓷。

　　文/图本报记者秦玉

　　正在大连现代博物馆展出的“纹章瓷精品展”是个很有意思的展览，与以往那些中国传统的瓷器精品展不同的是，105件(套)的“纹章瓷”都是当年在欧洲兴盛一时的“海外定购”：中国陶瓷工匠按照欧洲商人提供的种类、造型、式样、纹饰、工期等彩绘烧制而成，它既有中国传统制瓷工艺特点，又体现了精美典雅的欧洲装饰风格，因瓷器上印有欧洲贵族家族的徽章，故又可称为“徽章瓷”。

　　从这些精美的中西合璧瓷器中，不难看到一个生机勃勃而又繁花似锦的时代。

　　海禁大开 “纹章瓷”迅速走红

　　展览的第一件展品是葡萄牙的彩绘开光帆船人物图壶杯一组，“纹章瓷”的故事也是从当时的海上霸主葡萄牙开始。

　　“1499年9月，达·伽马从印度绕过好望角返回葡萄牙后，将一部分在加尔各答购买的中国瓷器送给了国王，中国瓷器那惊人的光滑和明亮让欧洲人震惊了。1517年，沿着达·伽马开辟的新航道，葡萄牙商船驶入广州港，开始把中国瓷器大规模贩运到欧洲。”本次展览的主办方之一深圳博物馆的刘大川介绍说。

　　1602年，刚刚成立不足一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劫获了从中国满载货物归程的葡萄牙商船凯莎琳娜号。他们将船上的数十万件中国瓷器运抵阿姆斯特丹拍卖。几日之内，所有货物被富豪贵族甚至是君主一抢而空，获利以百万计。荷兰人的这一传奇经历震动了欧洲，一时间，全欧洲最有实力的君主、贵族、商人们纷纷把发财的目光投向了远东，投向了中国，投向了瓷器。17世纪后期，路易十四命令建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并颇有深意地以“中国”命名，它的第一单生意就是前往广州购置瓷器。

　　幸运的法国人遇上“好日子”：1673年康熙帝下令取消海禁，外国商船就可以前往指定港口进行贸易。当然，中国货物进口也走入了正常化的轨道。

　　法属“中国公司”的安菲特里号到达广州港时，他们向中国行商们出示了一批绘有奇怪纹案的图纸，要求中国商人按照图样烧造，并许诺将给予丰厚回报。几个月后，这批由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如约交工了。当“中国公司”将这些瓷器运回欧洲后，得到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褒奖，原来这些图案正是法国的甲胄、军徽、皇家纹章图案。

　　其实，早在明朝中后期，葡萄牙王室就曾通过马六甲的中国商人定制过一只绘有曼诺尔一世徽章的青花执壶。由于当时颜料色彩所限，加之中国海禁政策严厉，那件瓷器并没能引起欧洲王室多少兴趣。但这次，由于法国定制的这批“纹章瓷”属于细瓷烧制工艺的高档货，并采用了粉彩技术，色彩艳丽夺目，加上中国正处于海禁大开，“纹章瓷”迅速在欧洲走红起来，此后的几十年间，英国的“三狮”、俄国的“双头鹰”等都出现在中国的专属定制瓷器上。有瑞典人统计，在中国的明清之际，约有300家贵族先后来到中国定制过“纹章瓷”。

　　广州成为“纹章瓷”出口的大码头

　　随着贸易正常化，欧洲各主要国家先后获准在广州城开办自己的商站，广州珠江沿岸诞生了很多那些专门承接欧洲订货业务的门店。在这里洋商可以与广东商人签订协议，按照洋商指定的种类、造型、式样、工期进行详细的约定。而后，广东商人再将订单发往千里之外的景德镇进行烧制。

　　景德镇与广州城之间路途遥远，一是交货时间长，途中容易出现破损，二是纹样风格走形的情况更是层出不穷。这不仅影响到了行商们的经济利益，更毁损了广东商人的信誉。于是广东行商们凭借着销售渠道上的优势很快介入了生产领域，他们雇佣工人、培训画工，将景德镇烧制好的白瓷胎运至珠江口，在此他们承揽外洋业务，拿到订单后就地进行彩绘和二次加工。这种生产模式不久便流行开来，一时间广东珠江沿岸陶瓷工场鳞次栉比。

　　1769年一位名为William Hickey的美国旅行者参观了位于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场，他的游记中描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在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而这种工厂当时在广州还有一百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