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6”国际禁毒日前夕，本报记者探访北京一家(3)

　　据记者了解，尽管禁毒法中规定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社区戒毒工作，但由于街道办事处开展戒毒工作时间短，在技术力量、设施设备方面不完善，社区戒毒在很多地方尚未进入操作层面。

　　老盛曾经告诉记者，他每次解除劳教回到家，只有派出所找他做笔录。因为找不到活儿干，他多次找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寻求帮助，但都没有结果。

　　唐老师认为，如果一个完成康复治疗的戒毒者回到家中，遭遇老盛这样的情况，很有可能抵挡不住诱惑而复吸。因此，康复中心建立了对离开中心的戒毒人员的家访和定期督导制度，目前从保持操守、没有复吸6个月以上的100多名康复人员来看，家庭关系稳定是保持操守的重要因素。

　　尽管天堂河戒毒康复中心在帮助戒毒者回归社会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但孙本良和中心多名工作人员对记者坦言：目前仅仅依靠中心一家的力量，很难完成社区康复在戒毒中起到的“中途岛”、“缓冲带”的作用。

　　更严峻的现实是，中心只有11名工作人员，目前还都是原来劳教所的编制，禁毒法虽然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开办戒毒康复场所，接受戒毒人员自愿康复、并对社会力量开办戒毒康复场所给予扶持，但是至今没有配套法规规章出台。资金来源、人员配置，以及实践中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如何衔接，都无章可循。

　　天堂河戒毒康复中心成立两年来，政府投资了1600多万元，下一步的发展是继续完全依靠政府投资，还是寻找更好的办法，同样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