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5年3月4日，印度北方邦，寡妇村持续庆祝胡里节。胡里节期间，种姓制度变得不那么严格，每个人都参与到节日当中。 视觉中国 资料
民族独立与社会革命的紧张关系：
作为“西方势力”的女权主义印度妇女面临的压迫，往往被视为一整套封建的“社会文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文化”并不是“自古以来”的产物，甚至是在现代印度民族独立的历史中，或多或少诡异地得到了加强。
百年以前的印度，完全是英国殖民地。印度民族主义从开始便无法和英印统治正面抗衡，转而追溯伟大的“文明传统”，希望在文化上抵制“欧洲式”的生活方式，对于和欧洲传教士、殖民地政府保持着关联的妇女运动，印度知识分子们戒心满满。1891年，英印政府试图将女子合法性行为年龄从10岁提升到12岁时，民族主义领袖提拉克（Tilak）就表示了反对。在很多人看来，诸如寡妇殉夫（sati）、童婚等等习俗，无论多么不符合现代标准，都是印度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面临欧洲文化入侵的前沿战场。
由是，印度独立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反对社会革命的保守性质，尽管改良社会一直是运动主旨之一，但国大党人对社会的想象，尤其是西化的改革议程，长期以来都有所保留。这种在“民族传统”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徘徊，同样发生在妇女运动领袖身上，如带头参与不合作运动，最早被警察抓捕的妇女领袖奈杜（Sarojini Naidu）等人，都否认自己是欧洲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拒绝以“男女都一样”想象印度妇女的觉醒身份。
但印度独立运动中，仍然有不少妇女选择了激进道路。既然男性的激进组织不接纳，不少妇女就自行组织。1931年，两位十来岁的女孩高希（Shanti Ghosh）和乔杜里（Suniti Chaudhary）刺杀了地方上的治安官。次年，另一位妇女瓦迪德尔（Preetilata Wadedar）袭击了加尔各答的一处英国俱乐部，并在面临拘捕时服毒自杀。与此同时，更多妇女开始组织工会、罢工。刚成立不久的印度共产党也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尽管男性干部们不愿意相信她们。这些激进行动展现着独立意志与行动力，却没有得到主流社会认可。
印度的独立运动主流，是甘地和格末拉夫人（Kamaladevi）等人动员农民和农村妇女的非暴力不合作。在国大党内，虽然有尼赫鲁等人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式的现代化理念，然而妇女在其中仍是辅助角色——农民运动建立了大量奶牛保护会、种姓会、乡村五老会，女性的基层组织却仍然较少；而民主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议程，则不包括改变印度家庭的生活模式。
从19世纪末到1947年，印度妇女从社会革命起步，加入民族革命。然而民族革命没有带来预想中的社会全面变革，妇女在印度独立运动中的身份显得尤为尴尬。1925年成立的“全印妇女大会”就是典型例子：妇女领袖们加入国大党，转向要求印度人民的政治解放，却渐渐在关涉妇女的社会进步议题上脱离激进。妇女大会转化成了民族运动的动员助手，面对1947年之后出现的新兴女权运动，她们也不再积极参与。
女权主义者也许可以指望强势的印度中央政府大刀阔斧提升妇女地位。然而这取决于主政者如何看待妇女与国家建设的关系。开国总理尼赫鲁的女儿，印度至今唯一的女总理英迪拉·甘地，就在1980年的一次讲话中明确表示：“我不是女权主义者……首要的问题是缩减贫富差距……在西方，所谓的妇女解放就是让女人变成男人一样，但坦率说来，我认为这只是把一种束缚变成另一种。”
在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1975年到1977年间，英迪拉·甘地曾经是历史上最接近独裁权力的印度总理，然而她的权柄，更多用在了国有化、提高行政效率和计划生育上，印度妇女的权益，并没有因大权在手的女总理而有所不同。
印度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这段历史提醒着人们，不同运动之间既可以相互促进，也有可能出现收编与依附，削弱其中一端。阿米尔·汗在爱国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更倾向表达前者。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值得反思？电影中并没有予以体现，这是《摔跤吧！爸爸》较为保守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