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苹果名扬天下 乃因传教士倪维思

烟台苹果享誉天下，然而烟台苹果乃因外国传教士培育却没有几人知道。11月8日，宝安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道出了其中关系，文章内容节选自郑连根的《昨夜西风:那些活跃在近代中国的传教士》。

文史学者郑连根的《昨夜西风》书中如此记录传教士倪维思与烟台苹果：

倪维思，于1829年出生在美国纽约州。他的父亲是一个大农场主，在倪维思出生刚18个月就去世了。倪维思在祖父家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并受到了祖父的宗教影响。

1848年，倪维思大学毕业，到乔治亚州的一所学校教书，两年后，他考入普林斯顿神学院，决心当一名传教士。在神学院学习期间，倪维思非常刻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853年，倪维思向美国长老会总部递交申请书，要求派自己到中国传教，长老会差会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带着刚刚新婚两个月的妻子，启程前往中国，在经过四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之后，他于1854年2月抵达中国上海，随后赶往宁波，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

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随后，英、法、俄等国强迫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除了确认原来的《中英天津条约》仍然有效外，又增加了天津、山东登州等地为对外开放口岸，允许西方传教士在这些开放口岸修建教堂，从事传教活动。

得知这一消息后，倪维思非常兴奋，他立即写信回国，向长老会差会报告：“长江和华北若干地区现在正在向我们开放。我们应该看到，事实上全中国都已经向我 们开放了。从条约方面来说，它是开门了，其余的工作则要由我们传教士自己来做。”于是，倪维思自告奋勇，于1861年来到了山东登州（即今天的蓬莱）。

在登州，倪维思以观音堂做教堂开始了传教活动。之所以选择观音堂作为传教场所，是因为倪维思的独具慧眼。他发现，佛教建筑的观音庙并不是印度形式的建筑，而是中国本土居室的传统形式。正因为外来宗教得到了本土文化的认同，所以佛教才在中国得以传播。他从这种现象中领悟到，基督教要在中国生根发芽，也必须像佛教一样适应中国的本土环境。

在登州传教期间，倪维思和夫人一起创办了登州女子学堂，这是山东第一所女子学校，具有开教育先河的意义。传教、办学之余，倪维思还到山东青州、潍县、临沂等地从事赈灾活动，这些工作使得倪维思赢得了百姓的尊重，不少人由此加入了基督教。

1871年，倪维思又到了山东烟台传教，传教之余，他买下十余亩的土地，用来进行果树栽培。原来，倪维思年轻时学习过果树栽培技术。来到山东后，他发现山东的气候、土壤等与美国相似，而所产水果远不如美国，于是就萌生了改良果树的念头。他将美 国的苹果移植到烟台，以嫁接、育苗等方法培育，使之成为具有特别香味的新品种，结果，他栽培的苹果树异常成功，附近州县的人民竞相推广，很快就成为农家重 要的副业。这便是后来享誉国内外的“烟台苹果”。

随后，烟台也因为这种苹果而成了著名的水果之都。倪维思在中国传教的时间长达40年，他留下了很多著述，主要有《天路指南》、《神道总论》等。

1893年，倪维思在烟台去世。作为传教士，倪维思来中国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让古老的中国接受基督教。有趣的是，倪维思在中国山东辛辛苦苦传教40年，可基督教最终仍没有被中国人广泛接受，倒是他在传教过程中所从事的副业栽培出的烟台苹果让中国人受惠不少。今天，当人们吃着香喷喷的烟台苹果时，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倪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