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忽视的传教士因素
李希霍芬是德国知名的地质地理学家，他在1868年至1872年间对中国进行了七次地质考察，足迹遍及当时18个行省中的13个，对中国的山脉、气候、人口、经济、交通、矿产等进行了深入的探查。在总结考察成果的基础上，李希霍芬提出了著名的黄土成因说，还是指出罗布泊位置的第一人，而且首创了“丝绸之路”这一名称。关于李氏之功，近代中国地质学创始人翁文灏曾称其“实最先明了中国地文之伟大科学家也”。但有意无意为人忽视的一点是，李希霍芬之所以能顺利完成上述考察，实际上与当时西方在华传教士的协助指引大有关系。在来华外国人群体中，相较于外交官和商人，传教士为向中国“异教徒”传播福音，无论是通商大衢抑或乡野村镇，都有他们活动的身影。对于李希霍芬而言，基督教会遍布各地的“传教网络”，是帮助他开展中国考察的得力工具。因此，七次地质考察期间，都有李希霍芬和传教士交往的记录以及真切的感受。
1868年9月初，李希霍芬由美国加利福尼亚抵达上海，然后坐船去往北京。途径芝罘时，他去拜访了传教士威廉森（Reverend A. Williamson）。这位传教士当时应该是从上海来此地度假，见多识广，李希霍芬认为能从他那里获得许多有价值的关于中国的建议。此外，他手中还有李希霍芬大感兴趣的地图，上面标有煤、铁、金属的藏地，以及丝绸、棉花外运的路线。可见，李希霍芬正式开启考察之前，就很重视传教士的作用。
李希霍芬考察途中与传教士的密切联系第一次考察始于1868年11月12日，李希霍芬主要去了宁波、舟山群岛、杭州、太湖、镇江、南京这一带。在宁波周边旅行时，李希霍芬手头没有一张正式的地图，却有一张传教图。但他发现传教图上的内容和实际情况根本不符，因此感慨“如果有传教士爱好并且有点儿地质学的本领就好了”。不过他还是去造访了住在鄞江口的一位来自斯图加特的独立传教士，二人在洗礼这件事情上有些不同的观点。12月5日到杭州后，李希霍芬拜访了之前有过联系的美国传教士G.先生。两人一起在城中的一座山上散步，从传教士口中李希霍芬了解到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杭州遭到了严重破坏。12月9日途径太湖时，李希霍芬发现太湖岛上的山丘“到处长满了野草，既没有树也没有葡萄，更没有羊”，他不由发出这样的感慨：那些整日散播福音的传教士们如果帮着中国人在畜牧业、林牧业、葡萄和水果种植技术方面取得进步的话，说不定会取得更大的传教成绩。
次年年初的第二次考察范围是在长江下游地区。这一次，李希霍芬找到一位称心如意的比利时人翻译，名叫保罗•施普林格特（Paul Splingaert）。有意思的是，这位翻译曾长期为蒙古地区的传教士服务，并学会了汉语。此后这位保罗长期陪同李希霍芬在中国游历，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这次考察李希霍芬结识了耶稣会的两位神父，一个是禽类学家，另一个是天文学家，他们来中国的目的是打算建一所自然历史博物馆和一座观象台。3月1日，李希霍芬在给父母的家信中，谈及对传教士工作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人因为长期受孔子思想和迷信思想的束缚，很难真正皈依基督教，所以传教士们的努力基本上是白费的。根据他的了解，来自英美国家的许多新教传教士本身素质就是不合格的，一旦有更好的机会他们就会脱离传教这个行当。传教士如此，他们所牧养的中国基督徒的个人品质也就好不到哪里去。相比之下，天主教传教士的个人素质和能力要优秀许多。可是天主教会里中国信徒的信仰虔诚度如何也成问题。总的来说，他对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工作前景是持悲观态度的。在他看来，只有铁路和汽船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在这封信中，李希霍芬表现出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
同年三月中旬，李希霍芬开始第三次考察，他从上海北上山东，接着渡海至辽东，又赴北京周边旅行。当3月17日船经扬州时，李希霍芬显然对去年发生的“扬州教案”印象深刻。这场教案中，英国内地会在扬州的教会被当地民众围困，教会房屋被毁，传教士及家属受伤，最终以英国领事用武力交涉，中国官方颜面尽失作结。李希霍芬认为由教案上升至外交纠纷大可不必，而且英国传教士是咎由自取，理应背负相当责任。因此，李希霍芬虽不得不在扬州过夜，但他宁可整晚待在船上，也没有兴趣去结识那些所谓的“当代烈士们”。3月30日，李希霍芬考察了传教士威廉森曾提及的沂州府附近的一处煤矿。4月8日，抵达济南府后的李希霍芬拜访了住在附近的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但他对这些传教士的印象不佳，觉得他们设立的孤儿院太过简陋，没有向中国人展示出基督教的神圣。更令他不悦的是，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对自己的同行耶稣会士不乏排挤和污蔑之情。在李希霍芬眼里，前者明显没有后者那么智慧和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