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剑公职老赖，榆林新一轮反腐“瓶盖已拧开”

“共振”！胡志强与"房姐"龚爱爱...

与西安“秦岭风眼”的“集中性”不同，纵观已“拿下”的多个榆林腐败案例，不难发现，在这方“战场”上，腐败问题呈现出了三大主要“并发症”：假记者、“商人举报”，以及“信用脆弱”。

2018年6月，陕西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原榆林市委书记胡志强被查。从公开报道来看，虽然多年被传“接受调查”，给胡志强最终“一击”的，正是一位叫赵发琦的当地商人。据赵发琦举报信反映，榆林有些官员和商人为某庙宇的修建"捐款"百万元以上。寺内功德碑显示，有榆林籍多位政商人士名字，包括已被查处的榆林市能源集团原董事长王荣泽，以及榆林市城市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永胜。

可以说，“能源矿产”、“官商关系”的“蛀洞”在“胡志强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再将胡志强主政榆林期间的焦距拉长一点——“房姐”（相信坊友们不会忘记龚爱爱）便是坊叔第一个要点出来的人。此人，便是正式解开“脆弱的榆林民间借贷与信用体系”的第一颗“暗扣”。某种程度上，她的身上亦有榆林“并发症”的剪影。

2012年下半年之前，榆林神木的民间高额放贷市场异常火热。龚爱爱在其控股的爱丽莎购物广场开设一家典当行(于2012年下半年倒闭)，如同神木其他的非正规的典当行一样，典当行没有在有关部门注册登记，龚爱爱通过借用亲戚朋友的户头，从正规渠道从金融系统贷款，然后将资金流入自己开的典当行，转手成为高利贷发放出去。据不完全统计，短短几年，经龚爱爱本人放出去的贷款就高达20多亿元。

她的案发，由于说不清的房产与户口，背后确是“榆林借贷危机”与“老赖”的banner。

2016年2月3日，龚爱爱刑满释放。而当年年底，华夏银行起诉“房姐”龚爱爱一案在朝阳法院开庭。银行方面称，龚爱爱曾贷款1200余万元，购买两套房屋，但自从2015年4月起，未履行还款义务。银行要求解除双方的贷款合同，偿还贷款等费用共计800万元。龚爱爱深陷各种民间借贷、房屋租赁纠纷，有的官司都打到了最高法。

当时所有的焦点还在“房姐”身上，她所在地市的主要领导胡志强，还未“东窗事发”。但只要拉一条胡志强的从政时间轴，一切不言而喻。2008年，胡志强到榆林任市长，2011年接任榆林市委书记直至2017年。也正是在这一期间，榆林神木的一些老板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崩盘，引发一些投资者维权。紧接着的便是“房姐”事件的发酵升级。

“正义或许会迟到，却从不缺席”，旧闻回顾，揭示得却是新题：并不直接相关的两个“新闻当事人”，却暗合了同一条主线，合成了同一个缩影，那就是榆林的腐败综合征：腐败官员与不法商人的“同谋”、资金飞轮与信用薄膜的“共振”。

在这样混乱的官商关系与庞大的利益同谋里，资金飞轮开始“人为失控”，渐渐变得“野蛮、疯狂”，像一条棱镜，将“生财之道”甚至是“敛财手段”迅速折散到部分“公职人员”和形形色色的“民间债主”身上。

究竟有多少公职人员涉进民间借贷中？又深到什么程度？对此，还无精确摸排。但参与民间借贷的榆林某镇副镇长直言不讳地告诉坊叔这样一席话：参与民间借贷很正常，我们当地有不少公务人员都在参与。他自己也背负了巨额债务，每个月工资大部分被直接扣掉。差点还不起。

与其说是“民间借贷的风波，波及到了政治生态”，不如说，“两者共振”，在凿穿了“腐败黑洞”的同时，更振动了城市的“信用体系”。“整个城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在巨大利益面前土崩瓦解，巨大的欠钱压力也使得不少人无心干事。”208坊的一次实地走访见闻，曾如是描写。

与单纯的利益输送相比，榆林的反腐，似乎更像是一个“新战场”，它有“能源腐败”的明线，更有“公职老赖”的伏线，综合并发、草蛇灰线......

公职老赖，打！涉嫌腐败，挖！

很显然，惩治腐败的同时，严打公职老赖，是割除“榆林病灶”的双手剑。

截至2018年11月15日，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公布了16批失信被执行人（俗称“老赖”）名单，共计3257名，仅从最新公布的一批“老赖”名单来看，106名自然人、7个法人组织，涉案标的就达8.6亿元。在人员名单里，部分公职人员赫然在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