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道：昆医教授夫妇为医学奉献的一生(组图)

捐献仪式上，前来悼念的亲友、晚辈们为胡素秋献上鲜花，围绕遗体道别

李秉权和妻子胡素秋过着平凡的生活，他们的家里简单而朴素 本版图片 都市时报记者 杨帆

在昆明医科大学的校史馆内，陈设着李秉权的照片和各类获奖荣誉，这是对他的褒奖

前来悼念的亲友们安慰家属

李晴霞心里空落落的。从父母家出来，她到楼下的小吃店点了一碗水饺，父亲生前最喜欢吃这家店的酸辣饺。
辞世前，父亲李秉权决定捐献遗体。她尊重父亲的决定，在遗体捐献书上签了字。再次见到父亲，是在昆明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里，父亲的遗体化作一具骨骼标本，静静地立在她的面前。
时隔10年，2015年的冬天，母亲胡素秋追随父亲而去。她的遗体也将成为昆明医科大学的人体标本之一，作为教具，为后来的医学生们瞻仰。
人虽逝去，医魂永存
作为医生，李秉权非常清楚自己身体的利用价值——可以做病理解剖，用完之后，留下来的骨架还可供教学使用。
93岁的胡素秋安详地离去了。
12月16日，雪纷纷扬扬落下来。这是今年入冬以来，昆明最寒冷的日子。和往常一样，每天早晚各一次，李向新去昆医附一院住宿区看望母亲胡素秋，再和她一起吃顿便饭，然后才回自己家。晚上10点25分，他记挂着母亲，又打了一个电话。保姆告诉他，一切都好，老人准备睡觉了。明天还要带着老年优惠证去领营养品。
但，晚上10点43分，噩耗传来。李向新急忙带上速效救心丸赶来，可母亲平静地躺着，已经停止了呼吸。作为神经外科医生，李向新克制住自己，先用听诊器检查心音，又用血压计测量，最后实施心脏按压一分多钟。所有急救措施全部用尽，他哽咽了，说到：“妈妈，安息吧。”
李晴霞已经订好了明年2月2日的机票，打算春节前夕从广州回昆明照顾母亲。17日凌晨2点多，她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立即联系改签机票，迅速赶回昆明。
母亲过世后，李向新从家里找出了父亲李秉权的遗体捐献荣誉证书。他想带着这本证书送别母亲，在父亲的见证下，完成母亲遗体捐献的遗愿。他认为，这是对父母最后的孝顺。
2005年春天，李秉权因病住院，他急切地催促子女，尽快办完遗体捐献相关手续。由于遗体捐献申请表需要本人自愿填写，家属签字同意，办理合法手续才可完成。中国自古奉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传统伦理观念，虽然有意捐献遗体的人不少，但捐献者去世后，因得不到亲属认可而无法成功捐献的例子更多。
“我做了一辈子医生，死了也要拿这副皮囊为医学作一些贡献。学生在我身上练熟后，病人就可以少受些痛苦。”李秉权早在2000年时，就向三个子女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作为医生，他非常清楚自己身体的利用价值——患过脑腔梗、高血压血管硬化，可以做病理解剖；解剖用完之后，留下来的骨架还可供教学使用。
听父亲说完，李向新沉默了。同为神经外科医生，他一时难以接受父亲的决定。尽管他学习人体解剖课时，也面临过标本太少、缺少实践的困境，但他仍信奉逝者“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
“人走了，一生就完了，精神还要留着。”83岁的李秉权说服了子女。作为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教授、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他从医58年，每天都在和疾病、生死打交道。一次到青岛医学院出差，他见到一副人体骨骼标本，那是他的老师沈福彭的遗体。想到年轻时自己制作骨骼标本的艰难、昆医解剖室内十几个学生共同使用一具遗体，他决定，百年之后，也要追随自己的老师。
同一年，胡素秋也填写了遗体捐献书。她立下遗愿，要为医学事业作最后的贡献。
2015年12月19日，大女儿李晴霞、二儿子李向新和小女儿李珊遵照她的遗愿，在昆明医科大学举行了胡素秋遗体捐献仪式。
“感觉他还和我在一起”
卧室里的木衣柜，已用了70多年。尽管先后搬过几次家，家里的家具依旧维持原样，保留着原有的气息。
李秉权逝去已10年，而他的书房几乎没改变过样貌。
十多个平方米的地方，进门两侧，六七个书架靠墙而列。右侧，医学书籍排满了四五个2米多高的书架，从外科、内科到西医、中医学，从中文、英文、法文到俄文，各类医学书籍都是李秉权的研究对象；他的笔记、论文、手稿被用牛皮纸袋装起来，整齐排列在书架上。
几千本书中，没有一本小说。在李晴霞的记忆里，父亲总说，有时间就应该看专业书籍，不能浪费在小说上。靠窗摆放着一张书桌，自从老伴去世后，胡素秋就在那张书桌上工作，“书房保持原样，我每天感觉他还和我在一起。”胡素秋一直这样告诉来访者。
客厅阳台正中间的书桌，是李秉权的专属。现在，它的桌面盖上一层玻璃，玻璃下压着祖孙三代人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那张书桌，是李秉权和妻子结婚时，岳父赠予他的。他常说“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小时候，李向新好动贪玩，接近凌晨，看到父亲还在书桌上伏案写稿，他渐渐觉得愧疚，开始跟在父亲身边做功课。
“我们都是学医的，总有一个要先离开。我走了，你不能自暴自弃，你好好地活着，这几个子女才有家。”李秉权去世后，担心母亲心情低落，李晴霞想把胡素秋接到广州，妹妹李珊也提出接母亲去美国，但胡素秋哪儿都没去。她说“你父亲在这里，我也要在这里”。
李秉权出生于腾冲，小学时丧父，中学时丧母，只身到昆明求学，全靠“奖贷学金”维持生计。而胡素秋，是滇黔军元老、国民党38军军长胡瑛的女儿。一个是军长千金，一个是寒门书生，两人在1949年缔结婚姻，这段婚姻像一个传奇，却甚为朴素。
胡瑛的照片悬挂在客厅正梁中间，他是胡素秋的父亲，也是这段婚姻的见证人。上学时，胡素秋是李秉权的师妹，昆明医学院毕业后，两人分别进入昆医附一院、昆医附二院工作，又成为同行，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自结婚后，家里的家具一直沿用到现在。
送走了母亲，60岁出头的李向新独自坐在沙发上，心里空落落的。那是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沙发款式，用木板、弹簧、棕毛、麻绳绷起，再用麻布外包，铺上一层沙发套。他还记得，小时候母亲教他做女红，缝缝补补，他一一学会。摆在沙发前的矮桌，是母亲花了20元从旧货街上买来的，已经用得摇摇晃晃，他想重新买。母亲不让换，他只好修理结实，让母亲继续用。
卧室里的木衣柜用了70多年，油漆已脱落，床边的书架上摆着许多本小说。胡素秋晚年爱上看小说，以此打发时间。尽管先后搬过几次家，家里的家具依旧维持原样，保留着原有的气息。
在昆医附一院住宿区的单元楼前，胡素秋种下几蓬竹子，以此纪念丈夫。时隔10年，当初种下的竹子已长成一片竹林。交错的竹叶间，挂有一块题为“竹魂”的纪念牌，那是胡素秋为丈夫李秉权写的一首诗——“未曾出土先有节，已是凌空犹心虚，全国劳模忠于党，全心全意为医学。”
从医不是职业，而是事业
当目光落到骨架左侧的“李秉权教授生平”几个字时，她顿时热泪盈眶。父亲以另一种形式站在她的面前。
李秉权、胡素秋为医学奉献终身，而他们的三个子女，也在继续为患者服务。
李向新之所以选择从医，是从小受到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1954年，李秉权创办了云南省第一个脑系科门诊，被称为“云南省神经外科奠基人”。如今，他继承父业，任昆医附一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饭桌上，他已不会再看到父母讨论各自新收了什么病人，怎样处理，效果怎么样；父母也不会再交流彼此学到的新东西。饭桌上的“病案讨论会”成为回忆，却让他对医学产生兴趣。当他面临选择时，父亲李秉权告诉他，“选择一份职业，不要从医；作为一份事业，你要奉献一生。”
生前与身后，李秉权都奉献给他挚爱的医学事业。李秉权的遗体被送到昆医解剖室那天，李晴霞从广州赶来，到解剖室送别父亲。她握着父亲的手，感觉很温暖。这双手，上学时牵着她过马路，实习时教她用过手术刀，坐月子时为她洗过衣服。如今，却永远离开了。
李晴霞同意父亲捐献遗体，可她的丈夫林文俏却不能理解。作为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文俏认为“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遗体捐了，让后人去何处祭拜？就在同一天，林文俏打电话给在美国的李珊，劝她不要签字，只要她不同意，父母、哥哥和姐姐的签字就无效。他还劝妻子，如果一定要捐献，可采取两全其美的做法，遗体捐献解剖后留下一点骨灰，葬于公墓。李晴霞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这有悖于父亲的遗愿。
2012年，李晴霞回到昆明，为母亲庆祝90岁生日。她在昆明医科大学的人体科学馆里见到一具骨骼标本，没有血肉，没有表情，没有心跳，当目光落到骨架左侧的“李秉权教授生平”几个字时，她顿时热泪盈眶。父亲以另一种形式站在她的面前，她没有想到，一别八年，父女竟会以这种方式重逢。
凝望着父亲的骨架，李晴霞觉得，父亲终于回来了，而且再也不会走了。那玻璃罩下的绿色底座是他的新讲台，他将永远伫立在那里，向学生默默讲述人体的奥秘。
妹妹李珊、丈夫林文俏陪在李晴霞身旁，那一刻，林文俏终于理解了岳父、也理解了妻子。他在后来的撰文中称，为人一生，最简洁的概括只有两个字：生与死。如何生，怎样死，则关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在昆明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标本室门前的玄关处，李秉权的骨架伫立在玻璃罩内，受医学院的学生敬仰。“敬畏生命，献身医学”，这是一个哲人对医学事业浩瀚的爱。
盛名的背后，是平凡之心
既要传承父亲的精神，也要认识到父亲的不足。在李向新心里，父母只是平凡的医生和教师，他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
张晓娴是昆明医科大学的档案工作者。自2007年开始整理“名人档案”，她陆续接触到李秉权教授的一些资料，有论著，有各种奖状、证书、信函、讲稿、笔记、草稿，等等。从档案夹里的一个个数字和一段段文字中，她得以了解李秉权的一生。
她在文字和档案里认识了李秉权，又因写作李秉权传记，而接触到生活中真实的胡素秋。在2012年至2015年之间，她搜集与李秉权有关的一切资料。当时已90岁高龄的胡素秋一次次从家里找出丈夫的论文、论著、译著、讲稿、笔记、草稿送去给她。“她记性不太好了，找到一点就送一点来。”张晓娴说，她不让胡教授送，胡教授却坚持“年轻人忙，我已退休在家，多跑几趟没关系”。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加鞭自奋蹄”，这是1997年（牛年）李秉权在昆明医学院60周年校庆专刊中对自己退休生活的一句感想，当时他已年逾古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在赶写《脑膜瘤》的未完手稿。因患脑腔梗，他写字已很困难。那一沓泛黄的稿纸越往后翻，字迹越杂乱，有些字歪歪扭扭，已无法辨认。
小时候的李向新只能去邻居家里蹭电视看，因为父亲李秉权不赞成买电视机。他总是强调“玩物丧志”，教育子女要把时间用在学习上。他自己就是标杆——李秉权在云南大学医学院就读期间，学校采用英文、法文教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学校又改为俄文教学，他因此通晓英文、法文、俄文。
进修归来，李秉权带回一台收音机，李向新很高兴。但别人把收音机挂在身上听广播，父亲用它学英语、俄语，每天在书房里播放。现在，李向新从父亲书房的抽屉里找出积了灰尘的磁带，不知不觉念出父亲那时背过的俄语句子。
直到25岁，李向新考上大学，家里还没买电视机。如今回忆起来，他如是评价父亲：“虽然出发点是怕耽搁学习，但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人性没有得到发展。”他想，父亲的一生都在践行“天道酬勤”这一古训，作为子女，“承上启下”，既要传承父亲的精神，也要认识到父亲的不足。
在业界，李秉权被誉为“云南神经外科第一刀”，大量媒体的报道使他感到盛名难副。他去世时，要求一切从简。昆医附一院神经外科主任杨智勇赶来，见家属为他脱下病号服，换上家里带来的普通服装——旧背心、旧上衣、旧裤子、旧袜子、旧鞋子，没有一件是新的。
尊重李秉权的遗嘱，没有举行告别仪式，遗体被送进了昆医的解剖教研室。
不管外界如何赞颂，在李向新心里，父母只是平凡的医生和教师，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该做的事情。“面对父母的盛名，我们压力很大。”
李向新和大姐李晴霞出了父母家，到楼下的饺子店买了两碗水饺，父亲生前最爱吃这家店的酸辣饺。
李向新咽下饺子，想起一件事：自己在工厂当机械工人的那几年，有一天回到家，想着父亲太辛苦，他炒了一碗蛋炒饭，等着父亲回家来吃。可父亲回来，没有感动，反而骂他“怎么把时间浪费在这些琐事上”。为此，他气得两个半月没有回家。
回想着过去，李向新匆匆吃完了一碗饺子，大步走出饺子店，像着急要去办事一般。他的身上，还有父亲的影子。
都市时报 记者 付静萍